文/吴 滨
大凡名人的经历，外界传说总蒙上一层传奇色彩，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罗品超也不例外。我多次到他家里做客，诺大的房子里，每次都只有他一人，他笑容可掬，侃侃而谈。他的妻子、孩子呢?七十三岁的老人，孤孤单单，不觉寂寞吗?
他端着一杯咖啡，轻轻搅拌着，陷入了那漫漫人生的回忆。
不是孤儿甚似孤儿
罗品超出生在一个旧式而又复杂的家庭，父亲曾在黄埔军校任过教官，后来却不再愿意当官，晚年皈依佛教。罗品超有父有母，不是孤儿，自小却被送进广州近郊的花地孤儿院。不是孤儿硬被父亲送
进孤儿院，罗品超一直想不通，而且十分苦恼。这件事在他幼小的心灵上投下了一片阴影。孤儿院不让这些孤儿白吃饭，让孤儿们学唱戏，为孤儿院挣钱。罗品超有幸跟着当时的粤剧名师“花鼓江”学艺，后来又进入戏剧大师欧阳予倩在广州办的“戏剧研究所”深造。他晚年回忆起在孤儿院的生活，印象最深的是“饿”，挺不住时，晚上就去偷番薯吃，偷不到番薯就摘几棵菜心回来悄悄煮着吃。
经过二十个月的学习，罗品超以首榜成绩毕业于“戏剧研究所”。欧阳予倩希望这个高徒跟他到上海去，开创中国戏剧的新道路，而年轻的罗品超却向往着另一种生活，一种富于幻想而又浪漫的艺人生活；随着流动剧团，乘着“红船”，在密如蛛网的珠江三角洲巡迥演出。可能是好动的性格驱使他走上这条流浪艺人的道路。直到晚年，他还保持了乐观豁达、喜爱活动的性格。罗品超从那时开始，踏上了粤剧表演这条艰难曲折而又极富创造性的艺术道路，而且再也没有回过头。
为何不结婚?
旧社会的人都是比较早结婚的，晚婚就会受人耻笑，所渭“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过了年纪而不结婚，似乎就有了问题。罗品超在他成名之前和成名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寡佬”一个。他为何不结婚?
罗品超成名之后，在香港拍过几十部电影，饱尝了“水银灯”下的生活。尔后在东南亚一带华侨聚集区巡回演出，在新加坡一住七年，誉满港澳和东南亚，直到1940年才回到香港定居。那时他已是三十岁的人了。在旧社会，干“戏子”这一行的必须靠戏迷捧场，一个演小生的演员结了婚无疑会失掉许多戏迷的。当时罗品超的母亲极力反对他过早结婚，虽然他先后认识了几个姑娘，但在母亲的阻挠和干涉下都被迫放弃了。他的母亲并非亲生母亲，只是后母，亲生母亲在他只有几个月大时就弃他而去，后来病死他乡，母子俩一直没见过面。虽然后母在罗品超小的时候对他不好，但他在二十多岁成名之后，对后母及异母兄弟却很好。罗品超有了一些钱，就把他们接到新加坡共同生活，所有收入都交给母亲管理，并供兄弟们上大学。粤剧界的同行都说罗品超是“孝子”。他觉得供养老人，扶助兄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虽不是亲生母亲也一样。
千里有缘
罗品超与他的妻子黄宝琼的结合可以称得上“千里有缘一线牵”。三十年代，罗在新加坡定居，黄宝琼一家人经常到戏院看他演出，是罗“忠实”的戏迷。黄宝琼出身新加坡一华侨巨商之家，从小娇生惯养，生活条件极为优裕。据说黄在新加坡就暗暗爱上罗品超，罗品超说他象对待千万个戏迷中的一个那样，并无什么特殊来往。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黄宝琼正在香港旅游。日本侵略军占领香港，她孤身一人，举目无亲，交通中断，无法回新加坡。于是黄宝琼上门找到罗品超并求助于他，而他也诚心相帮，于是“天赐良缘”，他俩接触频繁。罗发现黄极有主见，活动能力也很强，精通英语，并不是娇弱任性的巨商小姐，逐渐爱上了黄宝琼。母亲虽然反对，但不象以前那么固执，因为日军占领香港之后，头一两年，演戏的机会不多，演一场戏的收入也只能换回几斤米，所以他母亲也懒得管他的“闲事”。1944年，他和黄宝琼终于举行了结婚典礼。从那以后，她一直跟着罗品超，再也没有回到父母身边。
结婚后，她毅然挑起这个家庭的担子。黄宝琼不忍看到罗演出的酬劳为中间人剥削，就自己出面，东奔西跑，先租下九龙的普庆戏院，后又包下香港的高升戏院。她亲自安排演出，只要有时间，她就坐在观众中间看他演出，晚上把自己的想法和观众的反应告诉罗品超。她还找了几个“秀才”写剧本。那几年，罗品超的表演长足进步，妻子是有一份功劳的。
罗品超随之也成为粤剧界“惧内”的典型。为什么?他的全部收入都由黄宝琼管理。除了穿衣吃饭，他不乱花一文钱。罗品超不认为那是“怕老婆”。他说，在旧社会，演员被认为是“下九流”，当演员的一定要洁身自好，争一口气，绝不能吃喝嫖赌。花钱是小事，陷进去不能自拔，身败名裂是大事。夫妻要恩爱，谁对就听谁的。这些话现在听起来很简单，似乎也不难做到，可是在那个时代，那个世界，一个名演员能做到这样，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转折点
1952年是罗品超一生的转折点。当时他已经四十一岁，蜚声香港艺坛，却决定离开香港回广州定居。这消息一传出，香港艺术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有许多人想不通。1981年他在文革后第一次去香港，老伙伴们和记者们问他，“文化大革命”中受了那么多磨难，不后悔吗?他仍然坚持认为当年回广州定居是正确的。
事前黄宝琼并不太了解内情，她对共产党和新社会一无所知，说实话，黄宝琼只是爱丈夫情深，跟着罗品超到了广州。罗品超说他不是头脑发热突然决定返回广州的，在这之前，他多次回广州开会、演出。每次演出完毕，所有的演员和编导都坐下来，互相研究、总结、探讨，看哪个角色做得不够，哪一场戏需要加强气氛，剧本中哪一段可以修改。这种追求艺术的气氛和环境，令他感到新鲜和向往。
从此，罗品超在社会主义艺术大家庭中，为人民表演，受到了人民的极大欢迎，党和人民也给予了他很大的荣誉。他一直担任省粤剧院的副院长，还担任过省政协委员等职务。黄宝琼十分高兴，她的疑虑一扫而光。可惜的是她回来没几年患了慢性病，经常卧床不起，没办法参加工作，一直在家养病，否则，她会有一番作为的。后来，她的病越来越重，只好回香港治病，始终也不见有多大好转。
文化大革命前那些年，唯一让罗品超焦心的就是妻子的病。他晚上演出归来，累得精疲力尽，但只要听到妻子的呼唤，总是立即起身悉心照料，从不让保姆动手。他听说有一种草药可以治这种病，就千方百计寻找，回来自己熬成汤药；每次巡回演出，别人游览名胜古迹，他却到处打听偏方秘方，总希望能医治好妻子的病，不让她再受折磨。有病的人心情有时烦躁，免不了发点脾气，罗品超深深了解自己妻子，从不计较。当她病稍好些，对丈夫的体贴关怀总是报以感激的微笑，还到厨房动手做一两个罗品超爱吃的菜，看着丈夫大口大口地吞吃。
也有“倒霉”的时候
在有些人看来，罗品超的一生是顺利的，他有地位，有人民的尊重，有戏迷的欢呼，有较优裕的生活条件。可是文化大革命那十年，他倒霉了，他走过他一生中最艰难的历程。他能活下来，除了他随遇而安的性格之外，主要是妻子黄宝琼给了他精神上极大的支持和安慰。1966年，他和红线女等一大批文艺界著名人士首先被“揪”了出来，一顶顶吓人的帽子扣到头上，随之是无休止的批斗、声讨，而后被关进“牛栏”。身患重病的黄宝琼在香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决定返回广州，回到丈夫身边。香港的亲戚朋友都劝她别走，还警告她，一过深圳罗湖桥就别想再回到香港，而且资本家的出身正是革命的对象，搞不好也要进牛栏。她不听任何人的劝告，说这个时候罗品超最需要她，就算死也要死在一块。1966年底，她和十来岁的儿子带上所有的首饰钱物，毅然回到广州。她回来前，家里被抄了无数次，空空荡荡，连家具也搬光了，唯一剩下的东西是两双筷子一只破碗。她放下行李，望着乱七八糟的房子，没有眼泪，咬咬牙，转身到粤剧院的“牛栏”去看罗品超，但连这个资格都被“造反派”取消了。没几天，她带回来的贵重物品也被查抄一空。每个月仅给母子俩二十四元生活费，连买药的钱都不够。她忍着病痛，坚强地活下来，还不时捎个口信安慰在“牛栏”里的罗品超。
1969年，罗品超从“牛栏”出来，被下放到偏远的山区务农，和当地的农民一块种田。罗品超的确是个心胸开阔的人，他并不绝望，也没有自叹自怜。在那种沉重的压力和思想包袱之下，他一心想着如何多挣点工分，养活多病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他认为下半辈子是流落山区，无法回广州，更不用说重登舞台了。后来，林彪自取灭亡，他也被允许回广州探亲，但要带上公社证明，回到广州后要到派出所登记，否则不能在家过夜。当他见到十几岁的儿子没有读书，象个乞儿仔(广东话，即小乞丐)一般，不禁流下了滚滚热泪；望着妻子瘦弱的病体和强打精神，他更是老泪纵横，放声痛哭。
那十年，他们一家都熬过来了。多亏了妻子，若她留在香港，罗品超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真不知能否活下来呢?不幸的是，她挺过了文革十年，就象用尽全力走完一段最艰难的道路一样，“四人帮”倒台之后，她也倒下了。她的病一年重似一年，1981年，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由罗品超护送她去香港治病，回到当年他俩结婚时住的房子。旧房子没有电梯，她已不能走路了，罗品超不知从那来的力气，居然把她背上五楼。黄宝琼病入膏肓，无法医治，又拖了一年，82年在香港去世。他的儿子留下来在《文汇报》当了司机。罗品超安葬了妻子，又回到广州。
三中全会以后，罗品超虽是年近古稀之人，却青春焕发，有时还登台演出。各地粤剧刚和香港粤剧界经常请他去传艺，他还收了徒弟哩!他有更大的雄心壮志，准备出国考察各国的艺术中心，把筹建广州的艺术中心做为余生的任务。他主动辞去了粤剧院副院长的职务，省政府还是让他担任名誉院长。他说他的性格是向前看，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唯一使他怀念的过去，只有他的妻子黄宝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