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詹  濛

一

日本，一个寒冷的冬季。

罢工已经持续几个星期了，工人要求加薪和改善工作生活环境。生产已经瘫痪。于是总部把精通英汉日文的我硬从生产技术科调到了外事科，协助调解这场纠纷。

我把劳资双方硬邦邦的语言翻译成比较温和的对话，产生的效果令人愉快。就在我几乎确信问题就要解决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响亮的声音在我面前炸响：

“别信她的鬼话。”

这话是用汉语说的，我虽无法从口音断定说话人的国籍，但可以肯定这是一个有相当影响力的人，因为我发现工人们又回到几天来一直保持的那种沉寂与冷漠。

我转过身向头儿请示了一下，得到允许后径直向前面人群走去，在一片“嘘”声中人们给我让出了一条小路。我在小路的尽头停了下来，因为碰到一个不肯为我让路的人，我知道，他就是我要找的目标。

我们开始互相打量起来。我的心猛然间开始下沉，因为我遇到了一双怎样阴沉而又高傲的眸子，那张黝黑的面庞强烈地吸引着我。从那高高的额头、挺直的鼻梁和宽厚的嘴唇来判断，我怀疑他是马来西亚混血儿。

“请您跟我出来一下好吗?我得把我的‘鬼话’讲完。”我对他说，声音有些颤抖。

“我为什么要跟您出去呢，在这里说不行吗?”他挂在嘴角讥讽的笑意更明显了，接下来周围响起了附和的笑声，我的脸腾地热了。可是我没有让步，我知道擒贼要擒王，而这些外籍工人中80%是讲汉语的亚洲人。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以自己的良心发誓，我要帮助你们解决问题。请相信我。”

他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看，几秒钟后忽然转过头去向他身边的人耳语了几句，随后跟着我到了工厂一角的电脑控制室。这里空无一人，我打开空调，屋内顿时暖和起来。

“问题不在厂方，而在你们的头儿。我之所以单独叫你出来，原因在此。据我了解，工厂每半年都有加薪的，然后再由工头付给你们。我们以每人每天1万来计算，这样你们每人每个月至少有20多万的薪水……”我坦白地告诉他。

“这个老狐狸，他一直欺负我们语言不通，说是工厂不肯为我们加薪，实际上我们每个人每月只领到12万，新工作服也领不到，安全皮靴也没有，有的人连手套都不够用，大冬天好多兄弟的手都泡在冷水里……”他的声音阴沉中带着愤怒，额头上的青筋突出。

我掏出一个本子迅速地把他的话记录下来，然后又补充道：“你们兄弟们生病受伤时怎么办?”

他苦笑一下，道：“您知道我们大多是非法居留的，没办保险，哪敢光顾医院……”

“我可以建议医务室开门为外籍工人服务，像感冒药、头痛药、绷带、药水是免费的，还有，明天别忘了把你们的薪水单拿来对证……”

他忽然伸手按住了我的嘴唇，在我心慌意乱之际接下去平静地说道：“加薪一事，您不必再担心了，知道真相之后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办了。”他转身抓起桌上的安全帽大踏步地向门口走去，在抓住门柄的瞬间忽然转过身来轻声道：“谢谢你，詹小姐。”

“原来你早就认识我?”我很惊讶。

“我们所有的兄弟都认识你。”他若有所思地看了看我，然后带上了隔在他与我之间的那扇门。

二

罢工在两天后终于停止了。我不知道他用什么办法惩治了工头，总之工人终于让了步；同时厂方又增加了对外籍工人的简单医疗待遇(这一点是我一再坚持的结果)。事后，我又回到技术科。虽然我的工作基本上与外籍工人没有关系，但我发现竟意外地交了许多朋友，最让我欣慰的是，他们不再像从前一样疏远我，而是把我当成了他们中间的一员。有一次，我无意中向一位马来西亚工人谈起我最喜欢的歌，第二天，竟有3盘同样的CD堆在我的桌上。

我一直在寻找着他：人群中，早操时，自动贩卖机前，甚至上下班的路上……却始终没有找到他，他好像完全从地球上消失了，或者干脆就没存在过。随着日子一天天的逝去，我的不安也越来越加剧。一天，我终于抓住了一位正把汽水往我怀中塞的小伙子，问起了他的下落。

“你说沅哥啊，他哪是生病了，只是不喜欢休息时走出工棚，他不喜欢同日本人混在一起，反正总会有兄弟把汽水买给他的。”

我面前的这张年轻的脸忽然露出了喜悦之色，也许是我提及这位“沅哥”的缘故。

“你们兄弟都喜欢沅哥?”我吞吐着问。

“当然。没有沅哥，我们都不知道这孤单的日子怎么挨过，这里没一个人不尊重他的。”小伙子露出一口漂亮的白牙齿。

我不禁怦然心动，呆了两秒钟，还是红着脸问：“沅哥是哪里人?”

“詹小姐，”他迟疑了一下，然后说，“您知道我们都是没有签证的人，被警察抓到了是要被遣送回国的，所以好多人都不愿谈及自己的身世。而沅哥他更特别，他生在中国，住在缅甸，至于更多的，我就不能说了。”

我微笑着，谢了他。

转眼间农历年三十到了，上次被我问过话的那个小伙子很兴奋地来找我，邀请我晚上同他们一起过年。

我迟疑不决，按道理我应该应约前往，只是因为当晚我已有约会在先，又加上我对单身到一群男人的宿舍相当抵触，犹豫之下拒绝了他。此后有一天，正当我独自倚在一堆钢管前时，我的背后突然轰隆隆地松塌下去，身边响起了剧烈而沉重的钢管滚动的声音。就在我惊呆的一瞬间，一双极为有力的双臂抱起了我，“飞”到了几米远的地方。待我睁开眼睛，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我刚才倚着的钢管堆已倒下滚成一块平地。

我后怕得全身发抖，说不出一句话来。什么是“死里逃生”?恐怕只有那一瞬间才能明白。接下来工棚里响起了警笛，我的周围开始忙乱起来，有人跑到我这里关切地询问，而吓昏了的我始终没有见到那个救我的人。

三

那次事故伤了两个工人，均是腿部粉碎性骨折，其中一位可能下半辈子要留下残疾。厂方不愿给他治疗，眼见一场工潮又将爆发。

我一直想知道那一次救我的人是谁，问了好多人，大家都摇头，无奈的我终于放弃了寻找的念头。三个星期之后，我的桌上忽然摆着一封信，上面用极刚劲的男性化钢笔字写着我的名字：

在工期间多蒙照顾，颇为感激，只因为个人一些私事今日不得不辞工，谨此留言告别，望今后多多保重。

                     沅长明  敬字

我的头“嗡”的一声变大起来，带上安全帽便往工棚跑去。我不知道哪一间是他的房间，只是被一把小提琴哀怨的旋律牵引着，并在一扇破旧的门前停住。

那曲子是世界名曲《爱的悲伤》。

我不知道为何那一刻竟这样肯定这就是他的房间，许久许久，我伫立在那扇门前倾听着里面传出的小提琴乐曲，直到我的泪水再也止不住流到了面颊上……

门终于被我推开了，里面的人吓了一跳，琴声戛然而止。也许是对方发现了我脸上残留的泪痕，竟呆呆地盯着我看，说不出一句话来。那张英俊黝黑的面庞又一次被灼热的火焰给撩动了，一道道青筋显现在他的额际。

我向他走近一步，冷冷问道：“你连最后见我一面都不愿意吗?我真的这样令你讨厌?”

他为我的愤怒吃惊，一瞬间竟不知该怎样回答我。他的沉默引起了我更大的愤怒，于是我放大了声音又问道：

“那一天救我性命的是不是你?我问了许多人他们都不说，我起初以为他们真的不知道，后来我才明白大家是在为某个人守口如瓶。这个人就是你。对不对?”

他忽然不再看我，而是转过身去，问我喝茶还是喝咖啡。我一下子冲过去夺下他手中的水壶，红着脸追问道：“工厂虽大，可不会没有见面的机会，无论我怎样打听你，寻找你，却始终见不到你的影子。为什么要故意躲着我?”

他低下头来，眼中射出一种可怕的幽光，他忽然捧起我狂怒的脸，道：“你知道我是谁?我不是你世界里的那种男人，我是没有钱，没有地位，只能住在这种地方，靠出卖苦力过活的男人。这种男人只会给女人带来不幸，女人要的安逸与虚荣一样也办不到。我之所以不让你知道我救了你，是因为我不愿让你觉得你欠了我什么，我不希望你觉得良心上有任何不安。懂了没有?你知道我是怎么到日本来的?偷渡!你听了会吓一跳吧!帮我们的人是谁?黑社会，暴力团伙!我们为支付偷渡费用欠下多少债，恐怕你连想都不敢想。小姐，这样的男人你追寻来干什么?”

我的眼泪“哗哗”地流了出来，最后竟抽抽噎噎地无法止住。他一度因情绪激昂而扭曲变形的那张高傲的面庞忽然一下子柔和下来，慢慢地用那双摸过钢管、拉过小提琴的手为我拭起泪来。我将头埋在他的胸前，感觉到他胸口的狂跳与起伏。呆了一会儿之后，听见他说：“只有一次，我试着向你踏近一步。我让阿常去约你来一起过年，但不许他说是我请的。当时，我心中很矛盾，一半期待你来，一半希望你不来。你终于没有来，说实在的，我很是……失望。不过这样也好，我可以断了一切念头。在工地，我一直在附近暗中观察你，我的眼睛从未有一刻离开过你，所以那天我才能及时救你。也许是天意让我最后终于能为你做一点儿事。”

“为什么是‘最后’?”我睁大了眼睛。

“厂方出的条件：只有我辞工他们才肯为那位受伤的兄弟出钱医治。他们很清楚，我不在，外籍工人便是他们手中的木偶，可任其摆布……”他俯下身子，耳语一般地对我说：“你看到躲在华丽的大屋檐下避雨的弃儿吗?无论他怎样挣扎，他永远也无法走进那间大屋子里去。所以我求你，不要成为这样一个人，而是要当那个屋子里的女主人，一位真正的女主人，没人敢欺侮你，没人敢瞧不起你，因为你过得比他们好。”说完，一行男儿泪流到他的唇边。像要极力掩饰它们似的，他慌忙将自己的唇盖到了我的唇上面。在我还未能明白过来之前，我已被拥进一个心魂俱碎的世界里。

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直到几年后的又一个春节，我忽然接到了以前单位同僚的电话，向我提起有一位姓沅的人从名古屋打过电话来。

“他说了些什么?”我的脸忽然灼热似火。

“他听说你已结婚、辞职的消息后，便追问你嫁的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我告诉他你嫁了日本人，他听完‘噢’了一声就挂了电话。”

我一直在猜想他那声“噢”的含义，但直到今日，仍是一个谜。

                  责任编辑：刘之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