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孩子的心声需要有一颗大仁大爱之心，而与文学大师对话更需要勇气与智慧。一个年仅12岁的小学生是怎样走近大师们?又为何能与他们聊得那么自然、真切、有情趣?

文/鲁景超

爱有趣的人，做有趣的事

我的女儿张苗12岁。今年，她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小苗与大树的对话》。书中记录了她与巴金、冰心等文学大师的一次次精彩的人生对话。这本书的出版使张苗一下子成了媒体关注的对象。人们不禁好奇：这个小姑娘为何能采访巴金、冰心、季羡林、臧克家、胡絜青、丁聪、王蒙等大师巨匠、文化名人?又为何与他们不仅有话可聊而且聊得那么自然、真切、有情趣?在对张苗产生好奇的同时，人们也对我们的家、我们的教育方式也产生了种种好奇。

张苗写这本书，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因为觉得很有趣。她在一篇作文中说：“我从小住在文联和作协的宿舍楼里，也许早晨上学时会见到胡絮青奶奶在晒太阳，也许晚上跳皮筋时会见到邓友梅

小苗与著名诗人臧克家夫妇留影

伯伯在乘凉。我发现，他们都很爱小孩儿，爱和小孩儿聊天，我也爱他们，因为他们都很有趣。我爱有趣的人，也爱做有趣的事。”

爱有趣的人，爱做有趣的事，这就是女儿的话给予我们的启示。

张苗从小傻疯，傻玩儿，傻快乐，没少干傻事儿。一旦迷上什么，她就进得去出不来，不管不顾。她爱幻想，爱编故事，常常编得云里雾里地刹不住车。

大约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张苗曾因创作闯下“大祸”。那次，她在语文考试中遇到一则“看图写话”，本来用几句话就能写完的，她竟按捺不住创作的冲动，一发而不可收地写成一篇短篇小说。回家后，她激动不已地向我吹嘘：“妈，试卷正面不够用，反面也让我写满了。”我问：“那别的题你答在哪里?”“别的题?别的我一道都没做。”她实话实说。“老师没说什么吗?”我紧张地问。“老师好像敲我桌子来着。”哎呀，这可是犯了大规啦!我脑子顿时“嗡”的一下，火迅速地往头顶上蹿。但我很快就让自己冷静下来。我意识到，又遇到孩子成长的一个关键时刻了，如果不及时与老师沟通，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我立刻跑到学校与老师商量：“这孩子连考试的规矩都不懂，是要批评。但我觉得她能有这么大的写作热情、能有如此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实在很难得、很宝贵。我认为，在她刚刚对写作产生兴趣的时候，这些都需要重视和保护。您说对吗?”老师非常理解我的一番苦心，第二天不仅没批评张苗，反而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鼓励了她一番。

最近我常想，如果当初发现情况后不是马上与老师进行沟通，如果老师不是鼓励而是换一种方式处理，兴许就没有今天这个爱写书的张苗了。

孩子的事都是大事

写作《小苗与大树的对话》这两年多来，女儿的变化大得让我这个当妈妈的都感到陌生和惊诧。应该说，“小苗”与“大树”对话的过程，是我不断了解女儿的过程，也是我不断向诸位专家学者学习的过程。

女儿最初提出采访的要求时，我是坚决反对的。那会儿她才上小学四年级，在语文课里学到了《我们的军长》，文章的作者是邓友梅。张苗回家问爸爸：“这个邓友梅就是那个常上咱家来聊天的邓友梅伯伯吗?”她爸笑了：“还能有几个邓友梅啊?”女儿马上一脸严肃地说：“我要采访他!”我一看她的神情就知道她那不管不顾的劲头又上来了，就严肃地说：“你这小不点儿懂得什么叫采访?邓伯伯正忙着开政协会议，没工夫答理

张苗在采访相声大师马季先生

你。”女儿并没受我的影响，充满自信地忙活开了：先把老师和同学的问题都搜集到一块儿，然后通过“114”查到了宾馆的电话，又通过驻宾馆的政协会务组接通了邓友梅房间的电话。她说：“邓伯伯，我在语文课上学到了您写的文章。您真伟大!”邓友梅大笑着连忙说：“我不伟大，是我们的新四军伟大，我们的陈毅军长伟大!”一老一小就这样开始了访谈。

第二天，张苗把电话录音放给全班同学听。听说那节课上得特棒，大家都说这是张苗的功劳。事后女儿得意地对我说：“妈，邓伯伯才不像您那么看不起我呢。他不光非常认真地答理了我，还夸我很懂采访，问题提得很有意思。”

邓友梅的鼓励居然让张苗没完没了。不久她又正式提出新的要求———采访邻居胡絜青奶奶，因为在语文课上学到了老舍的文章。我真有点儿急了，绷着脸说：“你还得寸进尺啦?胡奶奶都90多岁了，能有心思听你闲扯吗?累着老人家谁担待得起?”女儿没理睬我，翻天覆地地在家里搜索有关老舍的资料，然后跑到楼下舒乙叔叔家，请他推荐书目。一门心思地读了一阵子书后，又一门心思地写出了一份采访提纲，那虽然是满纸孩子话，可细一琢磨，大人还真提不出这些问题来呢，挺有意思的。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女儿采访胡絜青老人的时间是1999年6月20日，地点就在我家楼下的小花园。那天一大早，按照约定，90多岁的胡絜青老人和9岁多的张苗面对面地坐在鲜花丛中，一个捧着事先反复修改的采访提纲，一个捧着事先写好的“答记者问”。孩子天真地问：“我知道，舒乙叔叔小时候他很淘气，老舍爷爷把他淘气的事儿都写到书里了。胡奶奶，是我淘气呢还是舒乙叔叔淘气?老舍爷爷打过他吗?我实在想多知道一些老舍爷爷和孩子们的事儿，您能给我讲讲吗?”胡老认真地回答：“你老舍爷爷19岁就从师范学校毕业了，被派到方家胡同小学当校长。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只是一个孩子头儿’。他喜欢小孩天真、活泼，随便玩儿，不愿孩子像旧式家庭调教出来的，一个一个跟小老头儿，小大人儿似的．他最反对把小孩的天性给泯灭了。”

不知不觉一个来小时过去了。起风了，太阳也开始烤人了，我怕老人吹着，晒着，担心地对胡老说：“快回去歇着吧，孩子的事有什么大不了的。您老别太当真。”胡老听后连忙摆手说：“不，不，孩子的事都是大事。孩子当真办事，咱更得当真。让孩子敞开问吧。”

如今，胡老已经驾鹤西去，可那天的情景我却永远不能忘怀。

学术泰斗向孩子敞开心扉

如果说，胡絮青老人让我懂得了认真倾听孩子的心声需要有一颗大仁大爱之心；那么，季羡林先生则让我懂得了只有大仁大爱之人才能向孩子敞开心扉，才能跟孩子进行真诚的对话与交流。

我和爱人都非常尊敬季先生。《秀羡林文集》出版不久。季先生就送给我们一套。知道张苗的毛病，我一边将这26卷书珍藏好，一边对她说：“你季爷爷是做大学问的。他的书，不要说你，就是很多专家，教授也未必看得懂。希望你不要乱翻。”没料到几个月后，女儿竟抱着季先生的四大本散文和杂文对我说：“妈，季爷爷写的很多东西我是看不懂，可这里边写的我都看了。”摸着被女儿的小黑手翻得已经变了颜色的一大摞书，我既惊奇又惊喜，问道：“你看得懂吗?”“当然。季爷爷和我一样，最爱妈妈、小动物和花草树木了。我俩的兴趣都一样，他写的书我怎么看不懂呢?”察觉到我脸上掩饰不住的激动，女儿趁机说：“过几天是季爷爷的88岁大寿，我想去看看他，还想给他画张他喜欢的荷花。”“你怎么知道你季爷爷喜欢荷花?”“季爷爷在《清塘荷韵》那篇散文里写的呀。”

我实在是被女儿感动了。那个周末，我破例把她带到北大，带到季先生家门前的那片荷塘边。女儿在酷暑中整整用了三个小时才画完那幅荷花，虽说不巧季先生出门去了，但第二天一大早女儿就接到了季爷爷的电话。季爷爷不光夸她画画得好，还同意她进行一次正式采访。

我简直被这约定搞得手足无措了。想想看，一个是中国学术界的泰斗级人物，一个是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是闹着玩儿的吗?见已没退路了，我决定干脆来个越俎代庖，替女儿整理了一份采访提纲。“妈，您写的这些都不好玩儿。这样吧，我给您留一儿采访时间，您还是自己去问季爷爷吧。”我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奋战几天才弄出来的采访提纲就这样被女儿“枪毙”了。没办法，我只好随她去。

季先生的家似乎为张苗的到来特意整理过，孩子画的那张荷花被放在房间最显眼的位置。季爷爷拉着张苗的手坐下来。张苗奶声奶气地问：“您在书里写了很多很多想妈妈的事。我也和您一样。妈妈出差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想她。季爷爷，人到多大就不想妈妈呢?您现在还想妈妈吗?”季先生用略带沙哑的声音轻轻地回答：“想，到老了还想。我父亲死得早，那时候我在外面上中学。八年后我到了清华，母亲也死了。我写过一篇文章，叫《赋得永久的悔》。我说，我后悔，我不该离开母亲。”季先生说到这里，将目光移向窗外，声音微微有些颤抖地接着说：“世界上无论什么名呀、地位呀，都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那时候要是知道的话，我宁愿当一辈子农民也不出来。”张苗被他的情绪感染，声音也变得低沉：“季爷爷，您在文章中经常说到很寂寞。寂寞的时候，好像只有小兔子、小狗、小猫咪，还有各种各样的花儿跟您好，是您的好朋友。季爷爷，您现在还寂寞吗?”听着孩子的问话，季先生的眼睛湿了，但他很快又提高了声调说：“现在啊，现在应该说不寂寞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有四只猫啊，非常有意思。走，我带你看看它们去!”

嗬，四只威风凛凛的猫如四个卫兵守在门口。季先生像介绍自己的孩子似的一只只将它们的名字说给张苗听：“它叫大强盗，它叫二强盗，它叫毛毛，它叫球球。”接着，季先生又从冰箱里取出一包吃的蹲下来仔仔细细在盘子里拌了又拌，亲切地招呼着：“开饭了!开饭了!”季先生和张苗蹲在地上，一边喂猫，一边说笑，从妈妈、小动物和花草树木，说到读书、做学问和做人、交朋友。他们时而严肃，时而轻松，时而深沉，时而开怀大笑。此刻的季先生是那样的天真、快乐和透明。

真，是人生难以追求到的境界。换句话说，只有达到一种很高境界的人，才能做到返璞归真。这，就是我站在季羡林先生身边所感悟到的。

大师青春万岁秘诀

去年我们搬家后，跟王蒙先生成了邻居。张苗喜欢偷偷观察他，还常常兴致勃勃地把观察到的细节讲给我们听。什么王蒙叔叔骑着一辆特破的女式自行车在街上转悠啦，什么王蒙叔叔把篮子甩得老高老高，把刚买的菜都甩出去了也没察觉啦。有一回，冻得一脸通红的张苗进了家门就前仰后合地笑。她说，她听到漆黑的夜色中传来一阵歌声，赶紧跑到院子里看，原来是王蒙叔叔站在那棵掉光了叶子的大杨树下动情地唱《三十里铺》。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一件事，让她比比画画地学了几天，笑了几天。“特好玩儿，王蒙叔叔的样子特好玩儿。”因为觉得“好玩儿”，她开始找王蒙的作品看，开始了新一轮的采访准备。

“王蒙叔叔，我觉得您特别好玩儿!”采访王蒙先生时，张苗上来就冒出这么一句。这女儿，又犯没大没小的毛病了。我正不知所措，王蒙先生倒哈哈大笑起来：“你对我的这个评价真让我太高兴了!我觉得一个人应该好玩儿，不应该无趣，更不应该烦人。能够做到好玩儿、活得很有兴致，特别是能让你感兴趣，这是我人生的成功。我太高兴了!”

说实在的，我还是第一次见王蒙先生这么开心地大笑，这么轻松地闲聊。他告诉张苗：他每天几点起床，几点学外语，几点游泳，几点读书或写作。张苗听着、记着并认真谈出了对王蒙叔叔的看法：“叔叔，您都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像我们小学生似的安排作息时间?您是怎么‘青春万岁’的呢?”王蒙说：“实际上我也不‘青春万岁’了，记忆力就不如从前了。贾平凹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我是农民》。我想我要是写一篇文章，题目叫什么呢?就叫《我是学生》。你想啊，我过去是学生，现在是学生，永远是学生。我每天坐在那里学外语的时候，自我感觉特别良好。苗苗，有一样东西是永远不能被人剥夺的，那就是学习。”

越是有大学问、大智慧的人，越珍惜活着的质量、品位。这是我跟随“小苗”采访“大树”所留下的最深刻印象。97岁的诗人臧克家爷爷，认真地为张苗回忆他小时候说过的童谣，为了证明自己身体硬朗，还要和她掰腕子，甩开手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表演自己的功夫；大漫画家丁聪笑着告诉张苗，他为什么80多岁了还总是自称小丁，别人也称他为小丁，他永远也变不成老丁；戏剧家黄宗江一往深情地跟张苗叙述他的浪漫人生和当年勇敢追求阮若姗的爱情经历；双腿瘫痪的史铁生坐在轮椅上和张苗一起探讨生命的由来和怎么样活着才更有意义……

每一次我跟随女儿走近这些大师、名人的身边，静静地聆听他们和孩子之间的亲切交谈，都止不住心头一阵阵发热，思绪奔腾。我想，这绝不是他们对张苗一个孩子的厚爱，而是寄托了他们对整个下一代和未来的期望。我自己的灵魂也由此受到一次次撞击和净化，我深深地感激他们，也感激这个温暖的社会、温暖的时代。

张苗出书后成了小小名人，报刊、电视台一次次来采访。朋友们提醒我，我自己也很担心，怕她太小承受不住这些，落下什么坏毛病。我在旁边密切地注视着她，发现她还是和从前一样傻疯、傻玩儿、傻快乐，连上电视台参加直播都舍不得放下手里的布娃娃。有人问她：“你长大了肯定当作家吧?”她回答：“我还没想好呢!不过我最想当的还是小学老师，如果能当小学校长就更好了。因为，当老师能天天跟小孩儿玩儿，校长能管老师，能帮助老师都爱孩子，让更多的孩子都能玩得无拘无束，痛快有趣，都和我一样拥有快乐的童年。”

唉，看来要真正了解孩子实在是不容易的事啊。

                                 责任编辑：李慧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