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谁说我不在乎》在全国上映后获得好评如潮，许多城市掀起“寻找结婚证”的热潮……作者叶广芩给本刊写来专稿透露：这部妙趣横生的电影是根据她家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的。

文/叶广芩

(一)

根据我的作品改编而成的、由著名导演黄建新执导的电影《谁说我不在乎》在全国各地上映后取得很不错的效果。影片中，男主角冯巩那张无奈的脸，勾出了多少现代丈夫的“苦大仇深”；女主角吕丽萍那双焦虑的眼，博得了多少中年妇女的理解与同情。有人说这部电影情节幽默，既有大片的故事架构，也有普通故事的特殊视角，是一部很有现实意义的电影。

对我来说，这部电影就更现实了，因为它是根据我家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的。

我们家一共三口人：丈夫顾明耀，女儿顾大玉，还有我。人口虽简单，生活内容却很复

结婚证丢了，恩爱依旧。

杂，每个人都想有自己的小世界，每个人的个性都很强，就像一个大圈里面套着三个小圈，这三个小圈有时套在一起扯不开，有时索性谁也不碰谁。顾明耀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属于挣钱养家的那种，而我则是户口本上的户主，家里吃什么、添什么，非得我说了算不可。

顾明耀是电影中顾明的原型，没脾气，业务上是尖子，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在家里常常摆出“好男不与女斗”的姿态，而这姿态往往让女人更恼火。与电影不同的是，他是大学教授，不是医生。我才是医生，有过接触精神病人的经历，干了16年医务工作。

影片中的女主角姓谢，我姓叶，取了个谐音。吕丽萍演得很到位，我在家里跟丈夫说话就常是这种语气：矫情，幽默，废话连篇，还有一点儿蛮不讲理。其实，中年夫妻的语言环境大多是这样，没有卿卿我我，只有柴米油盐。谁跟谁成不了两口子就得上吊抹脖子，这样的傻话谁也说不出来，都知道那是假的，但是真要离了，没准儿会有一个上吊抹脖子，往往闹成真的。

电影里顾小文的原型就是我女儿顾大玉。顾大玉因为想不通一些问题，曾经上家门口那几十米高的铁塔去表演她的痛苦。顾小文为抗议家庭分裂而上了建筑中的高楼，彼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电影里的顾小文离家出走，我们家的顾大玉也离家出走，并且走得比电影还精彩。这点，我没顾得上跟黄建新细说，否则他非用上不可。

(二)

事情的起因是：我丈夫那里要给结婚20年以上的夫妻以奖励，需以结婚证为依据。这本来是好事，偏偏我不知道我们的结婚证放到哪里去了。20年前的两张纸确实很难找，我上下搜寻，翻箱倒柜，都没找到，而越找不着便越上火，便越要跟这两张纸较劲。我承认，当时我确实是为这张结婚证钻了牛角尖：没有结婚证，我和顾明耀这几十年算怎么一回事儿?我们的关系还受不受法律保护?

找到最后，20年不20年已经不重要了，奖品不奖品更无足轻重，重要的是怎么能说明我们是夫妻。有人说公证书同样具备法律效力，我就在单位开了一张介绍信，说明我和丈夫自70年代结婚后无离异，然后拿到公证处去请求公证。公证员说：“单位介绍信不能算数，得有结婚证。”我说：“要有结婚证，我还找你干嘛?”公证员说：“如果没有结婚证，到开证的单位查底，开具证明也可以。”我们当年是在街道办事处办证的，现在那条街道已经拆完了，变成了广场，连地名都没了，再说，办事处如今早已不管结婚的事了，全交到区里了，这叫我去哪里查底啊?公证员看我真为结婚证着急，就出主意说：“既然你不在乎20年的问题，不如重新办结婚证吧，这样反而简单。”我问：“办结婚证要什么手续?”她说：“双方单位开介绍信，拿两张合影到区里登记就行了。”我回家认真地找出当年我与顾明耀的黑白照片，又去开介绍信。

单位的同事听说我要“结婚”，嘻嘻哈哈不当回事，有几个好事之徒还要凑份子、送礼，完全是起哄。

开介绍信的小孙在填写时间我填初婚还是再婚，我说：“当然是再婚，要是初婚，我的女儿算怎么回事呢?20岁的私生子么?”小孙说：“要是再婚，登记时恐怕还得交离婚证，要办离婚证先得交结婚证……”

我陷入到一个解不开的怪圈之中，着急、生气、无奈，看什么都不顺眼。那些日子，家里老是乱糟糟的，

女儿顾大玉爱动物胜过爱父亲

心里也是乱糟糟的，家里人对我没办法，只好小心地伺候着。这绝不能像影片中简单地归入更年期范畴。这是一种心理压力，高速发展的社会环境，快节奏的生活规律，往往使我们异化，变得神经质，变得不能自已。

在我为结婚证而烦恼的时候，顾大玉离家出走了，是寒假一开始就偷偷走的。她想试试自己的生存能力，到外面打工去了。她的同学都支持她，帮她策划，几乎全班都知道她去了哪里，惟独瞒着我和她父亲。我们疯了一样地找，还惊动了公安局……并不像电影中说的是夫妻间的感情危机。我们夫妻间的感情一直很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只是生活有些平淡，复印机印出般的日复一日。顾大玉的出走使我们的生活翻起大浪，找孩子的行动让我们协同作战，更加团结。

这是生机，也是色彩、动力，当然也是生活。

(三)

后来我写了一篇小说《你找他苍茫大地无踪影》，用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样板戏《平原作战》里的一句戏词，详细描述了找结婚证这件事。我在小说里设计了精神病院这样一个特定的背景。美丽无比的芭蕾女演员、唱样板戏的老王都是病人，也是我们生活中的常人，我在医校当学生的时候看到过他们的“文艺演出”，给我的震撼极大。

有一次，在西安碰到浙江作家叶文玲大姐，她夸赞这篇小说写得好。我有些迷惑，不知好在哪里。后来有几家影视公司要改编成电影，我的兴趣也不大，主要是觉得家庭琐事，难弄出什么名堂，那些精神病人大概很难表现。后来西安电影制片厂进行体制改革，想改编这篇小说。我是西安的作家，不能跟家里人讲外家话，就答应了。另一层，把小说交给黄建新，我很放心。事实如我所料，电影使小说增色不少。

现在，我们的结婚证还没找着，这恐怕要打持久战了。我的丈夫还在教书，再过三年就该退休了。退休后，他就有更充足的时间帮我寻找了。如今，我在陕西周至县挂职当县委副书记，副书记的生活写不出什么电影，但是有机会思考结婚证的意义。

顾大玉已经上大学，学习日本历史。我问她为什么不学中国历史，她说5000年的事太复杂。我说要这样你不如学美国历史，总共才两三百年，省事。这孩子怕吃苦，老想走捷径，患着典型的独生子女症。我想，下篇小说应该是《他打你神兵天降难提防》。这也是《平原作战》的戏词，或许也能成为好看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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